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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国影片《窃听风暴》包藏很多假象，其中之一就是中文译名。“窃听”很符合当今的“隐私’热，只是比“偷窥’‘低一等而已。德文原名《他人的生活》缺乏吸引眼球、哗众取宠的因素，但更能概括剧情及其精神。窃听只是故事的表象，国家机器大幅度渗透个人生活，那才是内核。

另一个假象则是影片的通俗剧框架。观赏该片之前，我老早看过剧情梗概，心生反感;部长凯砚漂亮女演员，设计陷害其丈夫·，，，二发展下去会不会变成林冲被逼上梁山呢?当影片放到兰分之一时，我还有点不以为然;过一半，感觉非同寻常;至最后三分之一，我完全被征服了。影片彻底颠覆了通俗剧的俗套，将扣人心弦的悬念设置融人非常可信的人物塑造，构成一个政治惊险、感情跌宕、道德拷问三重奏的交响，出其不意又互相协调。

通俗剧的底子

通俗剧在西文中叫做melodrama，希腊语中mely意为　　“唱’。需要唱出来的.肯定是浓墨重彩、感情饱满的内容。当然，电影中的通俗剧不需要咏叹调，但仍继承了希腊悲剧的衣钵—剧情的推进依靠巧合，人物感情大起大落，进傅观念黑白分明。这些特点使之更适应大歌剧及与之对应的中国戏曲，而不太适合较写实的电影。然而在影史上，通俗剧从未彻底消失过，尤其是故事片刚发明时以及彩色宽银幕刚流行时，通俗剧曾大红大紫过。

在中国，通俗剧一直占据着大众叙事的霸主地位。什么“落难公子考状元，私订终身后花园”，均是通俗剧的套路。在这个类型中，男主角必定出身贫寒，才华横滥，长相也不差，稍微有点迁;而女主角呢，必定是富豪之家的千金小姐，顶着父毋的偏见，跟他相恋;最后，男主角考上状元，地位提升，女家的父母也就不再反对了。从七仙女到梁祝到西厢记，剧情主线都没脱离这个模型，只是某些细节略有变异，比如梁山伯来不及进京赶考，便抑郁而死;陈世美考上了，但不想回家，最后成了包公铡刀下的刘胡兰。

通俗剧追求强烈反差，从中制造戏剧效果。现实生活中，富家千金最可能在富家弟子中寻觅配偶，而且富家弟子也未必个个都是好吃懒做的纹绮子弟.

估计也不乏才貌双全的。但我们的戏剧不会去刻画他们的恋爱婚姻，因为缺乏阶级落差。再比如，穷小子赶考后爱上另一比他地位略低的女子(当年交通欠发达，进京需经年累月，而且无法借助手机和QQ保持感情)，决定娶该女子为妻。也许他出门前跟富家小姐的相见十分短暂，不足以培养感情，只是简单的异性相吸。中国老戏对这样的情节一定没辙，一来它违反了好人必须从一而终的潜规则，二来它太接近男性觅偶的普遍现象。这样的故事也许更真实，但不够戏剧化。

其实，通俗剧在旧上海有它自已的名称，叫做“苦戏“。典型的通俗剧中，正面人物在道德上一定是完美无缺毫无瑕疵.然后，他的命运必须遭受接二连三、力度不断加大的打击。比如一个妈妈，老公被恶霸打死，接着自己丢了饭碗，儿子又不幸患病，医院只认钱;这时，一个趁火打劫的男子虚情假意伸出援助之手，被母亲毅然拒绝;最后，母亲为了救儿子，不得不到街头当流莺:

不巧被儿子撞见，儿子愤然跟母亲划清界限;最终，仙姑般的人物降临，说明真相，母子相拥，涕流满面。这样的情节经不起推敲(为什么不愿意委身一个好歹对她有点好感的恶棍，而愿意卖身给毫不相识的漂客?)，也只有阮玲玉那样的伟大演员，才能娥予角色一点心理真实性。

如果说，文化程度较低的民众迷恋这类戏剧，是顺理成章的事，但通俗剧　　的标准潜人文化官员的衡量标准，并以道德取向代替艺术质量，那就是我们文化的不幸了。在通俗剧中，人物道德只有黑白两种，绝对不允许出现灰色地带。

好人不能有瑕疵，坏人也不能有可取之处。路易·马勒在(再见了孩子们)中将占领法国的纳粹军人描写得彬彬有礼、尊重女士、送迷路儿童回家，《帝国的崩溃》中的希特勒对女秘书如同慈父，这在我们有些人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。

然而，这样的描写更接近真实，也更反衬纳摔的恐怖(他们不是与生俱来的魔鬼，而是环境和制度哺育出来的怪胎)。常年的教条宣传.也培养了大众(尤其是年轻人)的单一思维，即一好俱好，一坏俱坏。一个人一旦当了偶像，成了英雄，他简直完关得快成仙了。而一旦成了杀人犯，小时候考满分，都会被曲解成作弊。马加爵案件可能是公众第一次立体地审视一个杀人凶手。如果克林顿的桃色新闻发生在中国，我们用通俗剧的标准来看，他能算“好人”吗?的确，他创造了历史上持续最久的经济繁荣，但他管不住自己老二，这在中国可是西门庆的特色呀。你想想，我们这儿连半虚构英雄(如霍元甲)稍有红杏出墙的情节，其后代便会表示抗议。

通俗剧的标准，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标准。这样的美学趣味，适用于文化层次较低的群体或者整个社会百废待兴的初级阶段。这里没有贬低的意思.因为通俗剧的很多元素来源于古典悲剧。神父让朱丽叶装死，然后通知在外地避难的罗密欧，偏偏口信没有传到。我思忖，如果大家都有手机，罗密欧就不可能急忙自杀了。奥赛罗的悲剧几乎全依靠一块手帕，如果他耐着性子坐下来，问老婆这手帕究竟怎么跑到帅哥那儿，一切误解也就消除了。

咱们的电视剧几乎全是通俗剧，都靠偶然因素及人物的不妥协精神(亦称“秋菊精神”)搭建起来。老谋子的作品，从(红灯笼》到《黄金甲》，在西方均被视为通俗剧。事实上，刻意回避通俗剧套路的影片，在商业上通常较难成功，这跟大众心理常年受到的熏陶有关。而且，从编剧难度来说，通俗剧较容易，而要摆脱它的影响却需要很深的功力，需要对社会及人情世故有犀利的观察。

《窃听风暴》开了一个通俗剧的头，包括部长的居心巨测以及作家和他的顶撞，接着，影片进人了一个因真实而残酷的世界。(注:以下段落会泄漏剧情。)作家的妻子(西方材料称是同居女友，但在我国未婚同居仍未得到道德赦　　免，最多只是默认。而在当年，光凭这点就可以让作家坐牢，无需窃听)心里一百个不愿意，但顺从了;作家心里虽然难受，但没有责怪对方。双方很快达到新的平衡，因为他们明白，得到“首长的肉体青睐”，那是“皇恩浩荡”，即便你是名作家名演员，也没有说不的选择。在咱们的电视剧中，妻子的百般不从和丈夫的妒火中烧起码可以演上三集。

该片的三位主角都不符合通俗剧的道德标准。剧作家原本是一个左右逢派的，机会主义者’，既为当局编写歌功颂德的文化垃圾，同时保持着独立人格和思维;女明星热爱艺术，忠实爱悄，但不得不牺牲肉体，而且禁不起高压便招供;国安官员冷酷无情，传授着心理虐囚的招术，但在乏味的工作中唤醒了沉睡的人性。按照咱们的套路，女主角面对逼供，一定得慷慨陈辞，痛斥制度的黑暗、对方的无耻。如果设计她招供的话，那么，一开始必须改变她的形象，要让她贪图安逸，缺乏原则，对爱情三心二意。对我而言，女主角的刻画是最真实的。在那样的专制下，人性的善良只有极其狭窄的空间，她必须时刻权衡求生和良心。求生往往意味粉背叛，而忠实自己的良心则意味着自我毁灭。在现实中，那样的毁灭不会伴随着雄壮的音乐和充满松柏的画面，而是周围人像躲避瘟疫似的避忌以及不可言状的心理折磨。窃听专家威斯勒应该是个特例，他过着孤独的生活，连招妓都像处理公务。如果他有家小.他还会胃险拯救跟他毫不相于的人吗?从道德层面，他的确像辛德勒，利用身份的掩护不动声色做了一件对得起良心的事儿。民主和开放对他那样的螺丝钉是不利的，也许他起初没有意识到.但后来后悔吗?他不是喜怒形于色的人.更不是喜欢兴风作　　浪的人，他的思想斗争比辛德勒藏得更深，只在一滴泪中有所祖露。

《窃听风暴》是一部70后无法联想、70前那一辈无法不联想的离意深长之作。如果把你摆在那个处境，你会像谁?绝大多数人会像女演员那样认命，享受精神强奸的痛并快乐;作家的策略并不轻松，很容易两头不讨好，朋友可能会骂他出卖良心.上头把他当作可以利用不可信赖的自山派;威斯勒的窘境是很多有识之士需要面临的—同流合污，你才可能上升到能改变现状的高位，而越早良心发现，就越早熄灭一颗能燎原的火种。当然，还有一批人走部长路线，早早从专制中找到精神寄托。

影片有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开头和结局，尤其是结局可以跻身影视十大(其他的例子包括《七宗罪》)。开放后的作家发达了，他辗转查到了冒死救他的窃听专家的身份，后者如今沦落为走街串巷的邮递员。当作家从闪亮的车上下　　来，准备走向前去，那时，我潜意识看到他跪在邮递员面前，痛哭流涕，然后请他吃饭，诉说往事，最后两人像好友一般步人夕阳，或者实际一点，作家为他介绍一份体面的工作。我相信，90%的好莱坞影片和$5%的[影片会采取类似的处理。但是，33岁的多纳马克在拍摄这部处女作时却笔锋一转，彻底避开了朱军的世界。那份高超，你一定得亲自体验，慢慢回味。